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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并不反对诗，也不反对朗诵，我只是不喜欢被“安排”的感情。

    我采访过一个姑娘，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，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。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，只能看到脸，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向外看，那是她“绝望又希望”的一刻。

    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，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，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，“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”。

    但她画了自己，她说“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”。

    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，才有资格说，我理解你。

    第二年，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？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：“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好。”我说，“就拍没事吧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。”

    嗯，这就是生活。

    去的时候是清明，钴蓝色群山，中间有条缝子，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，山里冷得扎人，还点着炭盆。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，还是那样，遇上什么就拍点，没有就不拍。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，我给文超辅导功课，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，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。爷爷的耳朵更背了，我俩说不了话，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。

    鲜红的辛夷花刚开，落得漫山遍野都是，叶哥还穿着那件绿呢子军服，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，让蒜苗长起来，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。正午山里静，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，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，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，它在太阳底下，歪斜了一会儿，抖一下，就飞走了。

    日子就像胡适说的，“平淡而近自然”。

    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，路侧都是烛火，两条火线，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。曲山小学隔着条河，没法过去，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，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，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，挑一个书包，选了红的，有奥特曼。放下，又选了个蓝的。

    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，他们在城里的房子被埋了，找了半天找不着。他和叶嫂就在警戒线后跪着，香插在石块中间，对着小学的方向烧纸，叶哥看着纸灰飘飞，喃喃说：“你最喜欢背新的书包，这个书包你喜欢吧？”

    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。

    我和志全找了好久，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，一楼没了，二楼直接坐下来了。志全对我说：“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，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，只有头露在了外面。”

    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，一句话不说。

    回到家里，给文超妈妈上坟。他爸烧纸，对着墓地说：“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，今年我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”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。

    他爸想再娶个女人，但孩子不接话。他爸让我劝劝。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。

    文超跟我说，总是梦到他妈喊：“超娃子，吃饭。”

    孩子脸上两行泪。

    晚上，陈威说，我以为你当时会像“双城的创伤”那个节目里一样，抱一下那个孩子，或者给他擦眼泪。

    我没答话。

    吃过晚饭，我一个人走了走。大山里乌黑的沉默，一盏灯都没有，看的时间长了，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滚而流。

    我向北望。

    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。前一年拔完杂草，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，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，想起小学的时候，我刚学会算术，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，嗯，她是一九一〇年生，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，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……也就是……嗯，二〇三〇年……

    她去世快六年了，我不跟人谈她，不看她照片，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，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，心里都松一下：“看，她没死，我就知道。”

    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，被人追赶，我把她护在身后，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，威胁他们，但最后，她总在我怀里死了，我绝望地抠着墙皮，墙都碎了。

    有时候，在梦里我小声喊她：“奶奶。”

    她靠在门边上，看着我，不认识了，说：“谁呢？”

    我心里凄凉，又觉得，是我没照顾好你，不值得你认得。看她手里拎着东西，我伸过手：“那我帮你拿吧。”她递给我，我跟她一起往前走，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。

    文超脸上的眼泪，我擦不了，感情在血肉里，尖刀剜不掉。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，佝偻着忍受。

    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，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。

    我摇摇头，不知道，也没问过。

    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，又看我，说：“锁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她带点着恼的笑，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：“我不许他看。”

    堂屋边上有个小门，锁打开了，门里头有一个箱子，也上着锁，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。

    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，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，是孩子的奖状、照片。拆开给我看，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，不少残缺不全，他带点笑，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，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，叶嫂“刷”一下就站起来，走了。我说：“叶哥，你去看看吧。”他去了，镜头没跟着，等在原地，也没再往下拍，就到这儿。

    过一阵儿，叶哥挑水回来，我出屋去接他。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，那算不上采访，只是说话。我说：“我这来了几天，你喝好几顿酒了，可比去年喝得多。”

    叶哥踩着石头，脚尖轻敲：“以往从不喝酒，现在没儿子管我了，原来呢，他在的时候就说，爸爸，你少喝点，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……我还希望，有朝一日，有下一个儿子的话，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，哎呀，简直是万福，真的是万福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但是叶哥，你现在要生孩子啊。生孩子你不能喝酒，对吧？”

    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：“他是不听的，他是不听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还是要听，听我还是要听，听还是要听。”叶哥说。

    我说：“这是大事。”

    叶嫂抬起眼，对我埋怨：“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，是又吸烟又喝酒。”

    叶哥说：“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你这得接受监督。”

    “行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你得答应我们。”

    “我一定答应你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就这些家常话，完整地放在节目里，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，不要议论，不要参与别人生活，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。

    现在我知道，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，它只是到了嘴边。

    在北京时，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，朋友们劝解他，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，唯有生者痛苦。

    他不说话。我心想，像我这样的生者，怎么配这么想。

    兄长顺路捎我回家，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，我坐在前座，都没说话，车里忽明忽暗，都是沿路的灯，过一会儿他开腔了，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，两个。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，就生个孩子。

    我没搭腔。

    黑暗里，他的手隔着栅栏，在我肩膀上，轻拍一下。

    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，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。

    志全的媳妇怀孕了。

    人们总是说，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。忘记吧，忘记过去，新的生活就开始了。

    采访的时候，家里女人们都在灶间忙，给建新房的工人们备饭，木柴烧旺的火膛上，吊着漆黑的小锅子，咕嘟嘟煮着，皮肉炖烂的味儿，带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儿，漫得满屋子都是。志全媳妇不爱说话，正拿辣椒和盐巴往锅里抖，火映得半边脸上发亮，我问她肚子里孩子动的时候，是什么感觉，她低头拨火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发现她哭了。

    她说：“昨天梦到我女子，梦见她买了糖粒子，八十颗，问哪儿来的钱，她说是爸爸给的。”

    我明白她。

    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，有人在边上对我喊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把眼泪掉进去”，把棺木关上了。

    怎么会哭呢？我有什么资格哭？

    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，她就在那里，青布的斜襟大袄，掖一只浅灰的手绢，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，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，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。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，拉长一点，落下来，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，小水滴四溅。

    吃完了，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，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。

    哄我喝药时，药边总放一碗水，手里一粒话梅糖，“一口，一口下去”，等我吞下药，她就先喂我喝水，再把糖放在嘴里，一下午，按一按我的腮帮子，硬硬的还在。

    长大一点之后，她的头发都是我剪。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，毛巾铺在她肩膀上，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，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，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，要用手握住，说“不要动不要动”，一根一根地剪。

    上初中夜读回来，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，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。我吃东西，她给我捂着手，用山西话说“怎么老是冰淬的”。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，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。她有时候自己也笑：“就是憨亲哩。”

    她老了，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，一天天衰弱了，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，给她洗澡，剪指甲，她喝中药，我在边上放一碗水，手里放一粒话梅糖，顶着她的额头哄她“一口就下去了”，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。她叹口气：“你怎么还不结婚呢，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。”

    她九十岁时，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，走了几步，又转回身看着她。

    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，说：“去吧，我死不了。”

    她下葬前，我收拾她的遗物，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，还有一个《毛主席语录》的红塑料皮，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。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，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。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，手里攥一把黄土，天上白云流过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。那个孩子会是新的，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，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。

    离开杨柳坪的时候，罗陈说：“录个结束语吧。”

    我们下了车，雨下得又轻又细，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，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，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，梨花浅白，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。我站在细雨中，说了最后一段话：“一年之后，我们重回杨柳坪，去年地震的时候，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，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，就在这片山峦之间，正在建成新的房屋、村庄和家庭。人的生活也是这样，经历了磨难和艰辛，正在生根发芽，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。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、谷雨将至，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、万物生长的季节。”

    做完这期节目，评奖的时候，夏骏在，他是以前“新闻调查”的老制片人，常敲打我。这次开会，到他发言评价节目，他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柴静是个漂亮姑娘。”

    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。

    他接着说：“她自己也知道，所以老忘不了。”

    我抬头看他。

    “这次她忘了，所以节目好。这算她的成年了。”

    第三年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“新闻调查”，没有去杨柳坪，同事们接着去了，不管是谁，记得就好。史努比说的，“记者”就是“记着”。

    也有人说，该换个主题了，给观众一些新鲜感。

    看《读库》，《霸王别姬》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，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。

    导演看了没兴趣，“主题没新意”。

    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：“只刻意求新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所以矫情虚妄。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，即使是华丽的《霸王别姬》，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。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真实自有万钧之力。”

    我和爷爷。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，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，老觉得他在唱“什么什么杨柳坪哦……村哝”，唱得我心里一起，一落。

    梵高对他弟弟说过：“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包括艺术本身。唯一不朽的，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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